三位教师离世刺痛高校：AI时代大学更需识别“好老师”，而非只数论文

三位大学教师的相继离世，让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再次摆在公众面前：在论文、项目、经费主导的评价体系下，那些把一生心血倾注于课堂、深受学生爱戴却职称不高的教师，究竟该如何被看见、被尊重？湖南师范大学龚德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欢、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三人专业不同、经历各异，却共同指向中国高校人才评价制度的深层困境。

三位教师，同一种遗憾：教学卓越却职称不高

龚德才从教数十年，深受学生喜爱，却一直是讲师；音乐家刘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三十余年，退休时是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长期讲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基础课程，三十年没有申报职称，直到患病后在同事帮助下才获评副教授。

杨汉文于9月27日逝世，享年62岁；刘欢于9月25日逝世，享年63岁；龚德才于9月16日逝世，享年63岁。三人离世时间相近，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讨论。

他们的共同点十分清晰：都把大量时间投入教学，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却都没有获得通常意义上的较高职称——教授。这一现象之所以刺痛人心，不仅因为三位教师本人的遗憾，更因为它折射出高校评价体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教学卓越者，未必能在现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认可。

AI时代，大学教师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有人说，像刘欢这样的音乐家，或许根本不在乎一个“教授”头衔来证明自己。这种说法看似体谅，实则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职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一套职称制度却有责任识别一个人的专业价值。刘欢需不需要教授职称，是个人选择；职称制度能不能识别刘欢这样的教师，则是大学的制度能力问题。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AI正在削弱大学教师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稀缺性。一名学生现在可以随时让AI解释概念、比较理论、查找文献，甚至生成论文提纲。如果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站在讲台上，把教材里已有的知识再讲一遍，那么这样的教师确实越来越容易被替代。

但只要大学存在一天，其有组织的育人功能就会存在，就仍然需要优秀教师。因为教育从来不只是把知识从一个头脑“搬到”另一个头脑。

AI时代真正重要的教师，是能够让学生产生学习欲望的人。他能让一个原本害怕古文的学生突然觉得古人离自己很近，让枯燥的力学变成值得追究的问题，让一个财经专业的学生因为一门音乐史课程第一次认真聆听巴赫和贝多芬。

一堂好课最重要的结果，甚至不发生在课堂上，而发生在下课以后：受到教师授课激情的感染，课后学生愿意自己找书、查资料、追问问题，最终获得不再依赖教师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的最高价值，正在从“我能告诉你多少”转向“我能让你自己走多远”。

科研不应成为评价大学教师的唯一标准

从公开信息看，刘欢、龚德才和杨汉文都是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和自主学习的教师，因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显得特别珍贵。问题在于，现有大学评价制度对这种能力和拥有这一能力的教师，识别和尊重仍然不够。

论文、项目、经费、引用容易计算，教学能力却很难量化。一篇论文发表在哪里，可以迅速折算成指标；一位教师花十年打磨一门课程，让几届学生因此爱上一门学问，却很难换算成一个数字。久而久之，容易测量的东西开始取代真正重要的东西。

职称制度当然应该评价科研产出。大学承担知识生产的使命，教师也需要通过研究保持学术生命。但科研不应成为评价大学教师的唯一标准。既然大学同时承担研究和育人的职责，那么对于主要从事教学的教师，教学能力就应当获得与科研能力相称的制度权重。

这意味着大学需要真正建立一个货真价实的教学职称轨道，而不是把科研轨道换一个名字搬过去。一个教师既然选择以教学为主要职业贡献，评教授时就不应只追问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应该认真考察：他们的课程究竟上得怎么样？他们激发了多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从而一路奋勇向前直至成才？

这也意味着学生的评价在对教师的评价中需要获得更大的权重。学生当然不能成为职称评审的唯一裁判，简单的满意度也可能受到课程难度和给分宽严影响。但学生是教学最直接的亲历者。学校可以结合历届学生评价、匿名访谈、同行听课、课程材料和学生学习成果，对一位教师的长期教学质量作出判断。学生的声音不应只是每学期填完之后无人再看的几个数字。

让评价制度服务于人才，而非人才服务于评价制度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职称评价制度应该尊重教师，而不能把评价简单化约为填表。

刘欢、龚德才和杨汉文也许自己长期没有申报更高的职称，于是人们可以说：他们自己不申请，学校怎么给他们评？程序上当然如此。但如果一个教师几十年的教学质量已经得到学生和同行持续认可，现行制度却因为他没有填写若干表格，就完全无法对其职业贡献作出评价，我们也应该反过来追问：究竟是人才服务于评价制度，还是评价制度服务于人才？

申报材料是必要的行政程序，却不应成为制度看见人才的唯一方式。对于长期表现突出的教师，院系完全可以建立同行提名、学生推荐、教学委员会主动评议等机制。尤其是教学型职称，更不能要求教师为了证明自己“会教学”去发表一批与教学本身关系不大的论文。

如今，随着刘欢、龚德才和杨汉文的离去，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职称了，但他们留下的问题仍在大学里。

人工智能可以越来越好地传递知识，大学因此更需要那些能够激发求知欲、训练判断力并最终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教师。大学职称制度真正需要改革的，也正是它对优秀教师的识别能力：既能认出好的研究人才，也能认出好的教学人才。

如果大学连那些学生公认的好老师都认不出来，需要重新接受评价的，或许就不只是教师了。